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他是个聋哑人。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儿。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吧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吧。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儿，爸爸被我冷落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吧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唾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吧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
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至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顾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依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吧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在认真地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哥哥们，我已没有抢救价值，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爸爸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爸爸“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就算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复复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四千块钱。”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四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 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帐的。钱，我们会想办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泪流满面。他那疾速的手势，深切而准确的表达，谁见了都会泪下！
医生又说：“即使做了手术，我们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救好，万一下不来手术台……”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说：“你们尽力抢救，即使不行，钱一样不少给，我没有怨言。”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被推上了手术台。
爸爸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间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爸爸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