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堂哥家的路，恰好从家乡老宅房后那口老井的边上通过。记忆里它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杰作，也是村子里完全靠人工挖掘的第二眼大口井（据老人们讲井深不下30米）。如果按年龄推算从它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它已过不惑之年。
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父亲整日忙于生产队里的农活，家务活很少操持，所以从十四岁开始，这口老井就成了我经常光顾而弃之不掉的地方，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家里一日三餐的用水都是我用两只铁桶从这口井里提回去的。因为年幼，孤身一人去担水时，常常望着那黑洞洞井口打怵，总是担心万一有个闪失或遭遇种种不测。
起初，井的周围没有住户。1977年，一个叫玲儿的女孩，随父母和腿有残疾的哥哥（小儿麻痹症）投靠她的亲属，从遥远的赤峰市巴林左旗搬到村子里落户，成了村子里的常住人口之后。大权独揽的生产队长将井旁边的宅基地批给了玲儿家。玲儿家的到来，让房后这口老井少了些许的孤独和寂静。
玲儿的父母持家有方，勤劳肯干，仅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盖起了三间土坯房。很快，玲儿的父母又在宅基地的四周用泥土垛起了1米高左右院墙，井自然留在了玲儿家院墙的外边。院墙里是玲儿母亲精心设计、规划的小菜园。
春天到了，山杏花开了。身材苗条的玲儿时常穿件花衬衫，在门前的菜园子里帮母亲种菜、拔草，幸福的笑容像花儿荡漾在玲儿的脸上。一阵风儿飘过，传出玲儿甜甜的笑声。
一个阴云密布、雷声震耳的夏日。储水的水缸没水了，急着做饭的母亲，令我快速到房后的大口井去挑水。眼看就要下雨了，我匆匆忙忙提着水桶向房后的大井走去。
站在井边上，慌乱的我还没来得及把井绳系在辘轳上，一阵风儿刮过，两只水桶和井绳就在风儿鼓动下“结伴”掉进了大口井的井底。顿时，不知所措的我像丢了魂似的站在井口的边上发呆，心里默默地诅咒起可恨的风儿来。
见此情景，聪明伶俐的玲儿快速向我跑来，还没等我说明缘由，她就又转身跑回屋里，将自家的两只水桶和井绳送到我的眼前，诚恳地说：“先用我家的，要是下雨了路滑就不好走了。”我挑着水刚一进屋，天就下起了瓢泼似大雨。
雨过天晴，我立刻将水桶还给玲儿家。玲儿的热情和好客，让我霎时没了交谈的话题，只是木讷地说出“谢谢！”两个字，就腼腆地走出玲儿家门，耳后依旧是玲儿那甜甜的笑声。
或许是同龄人极易交往的缘故，玲儿与我便有了日益频繁的往来。春天我与玲儿一起到野外抓蝴蝶，夏季我们一同上山剜野菜、挖药材，旗电影放映队来了我们一块去看露天电影。
两年后，1979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师范学校，要到学校报到那天早上，玲儿与母亲一直把我送到候车点。车启动了，玲儿搀扶着母亲，望着车儿远去的背影，站了很久很久仍不肯离去离去……
那时的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到了冬季老宅房后那口老井的周围，因打水得人多，没几天井口就冻成了厚厚的冰包，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师范学校读书第一年的冬天，因爷爷病重，父亲去了老家辽宁的朝阳。
无奈，家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上。一个太阳即将落山的傍晚，母亲到房后那口老井去挑水，准备走下井台时，脚一滑摔倒了。刚强的母亲忍着剧烈的疼痛，使出浑身的力气要站起来，都以失败而告终。极度痛苦的母亲地无奈地坐在地上呻吟着。这时走出家门准备去姑姑家的玲儿见此情景后，急忙找人帮忙将腿部骨折的母亲送进了医院。
玲儿在母亲住院的十多天里，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般为母亲饮水喂饭、洗衣服。许多年之后，有人提起玲儿在医院伺候母亲那段往事，慈善可亲的母亲就会如数家珍般地夸奖起玲儿来，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玲儿就像是自己的亲姑娘，亲女儿……
转眼，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了。那是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玲儿写给我的一封信（寄信当时唯一的沟通方式）。新的内容很短，大致意思玲儿的大姨给她订了婚事，其实是换亲：玲儿将自己嫁给男方，男方将自己的妹妹嫁给玲儿的哥哥。玲儿在信中断断续续告诉我，不愿意嫁到那个鬼地方，但是为了哥哥，只好听……后来，母亲告诉我，因为这件事玲儿与她的母亲大闹了一场，一连几日眼睛都哭得红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