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若无经济自由便无写作自由，确实，著述只为稻粱谋，自然最是文人不自由。然则文人若腰缠万贯，还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吗？靠钱来确保文人的自由著述，这路多半不好走。但不为钱，依然作文者有吗？有。此人就是范长江。
1935年，范长江在《大公报》做实习记者，他对老总说：“给我一个记者证，我去西北采访，不要旅差费，一切费用从稿费里扣。”于是范长江从长江出发，只身越祁连山，踏破贺兰山，行程四千余里，写出了新闻名著《中国的西北角》。
若记者得钱了，经济是自由了，新闻便无自由了。记者若拿了封口费，还能自由批评吗？范长江写新闻，是不要钱的。抗战初期，日寇进攻察哈尔，察哈尔主席是刘汝明，这家伙行政职务是主席，军队里也当了军长，但人谓他是“指挥无能，逃跑有方”，偌大一个察哈尔，没几日便让日寇长驱直入。范长江实地采访，从前线发回报道，题目叫作《可杀刘汝明》，望题可知，新闻写得有多猛。新闻出来后，这位草包军阀大怒，嚷着要用刀；旁边有“懂新闻”的，告诉刘军阀，对付新闻记者，用刀是下下签，用钱才是上上签。于是刘军阀打发人担金载银，封口：“辛苦码字能得几文？不用写字，可百倍之，可千倍之。”范长江一口拒绝：“钱，不会收；好话，更不会给你说；若让我给你说好话，也可以，不用你花费，只需你去抗日。”为纪念鲁迅先生，范长江曾写过一首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此诗是写给鲁迅的，也是范长江的自画像。
范长江没拿钱的经济自由，便获得了真正的新闻自由。范长江曾写过一篇表扬稿，表扬汤恩伯抗日，汤恩伯晓得了，自以为是懂味的人，着人送来五千大洋，让范长江润润笔。若是其他记者，“客气客气”，推拒两三回，便收了。可范长江呢，做了一位刚正的新闻人，拒了五千大洋，托人给汤恩伯捎了话去：“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范长江的君子之腹是：“我写新闻，是为新闻可表达事实，不是为新闻可赚取实惠。”汤恩伯低估了范长江。
范长江在操守上，可为风范。解放后，范长江身列高干，却并不搞享受。他住北京罗圈胡同，单位给他分了两排房子，他觉得太宽，向组织提出要求：要退一排房。当年，房子是国有，国家负责修缮，四清运动时节，范长江去了外地搞四清，回到家来，国管局已将他家旧房子修葺一新，他问谁修的？儿子说是政府给修的，谁家的油不好揩，公家的油好揩哒。范长江却去问国管局，问清修房子用了多少钱，他一分钱也没少，将钱交了去。
范长江是配了公车的，当年公车与如今公车真不是一个概念，那公车是办公的，不是办私的。这是有制度的：干部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里扣除。制度在，操守不在，那制度也多半不在。用车制度基本成摆设，大家都不登记了，更不从工资里扣钱了，范长江却是严守规章的，司机几次公车私用，没上报，范长江跟他说了几次，他没听，以为范长江摆姿态，哪想范长江发了大脾气。此后司机便严守制度了。
范长江的爱人沈谱曾说过一件事。当年范长江生病住院，无法工作，没去上班，请了病假。病愈，他去单位，拿起工资表看，他住院期间，工资一分没少，都在他的表上，他便对爱人说：“我没有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范长江的爱人也是高操守，贤内助，将范长江生病期间的工资全上交了。
当下据说有很多“范儿”，有些确可为“范儿”，有些名不副实。比如有些学者其学识蛮高的，可以学高为师，但德低未足为范，或是名气足大，而品不足为范。行为世范者，比如做新闻不捞钱、当干部不揩油的范长江，便是值得高歌的名士范儿，可以命名为“范长江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