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质队分管领导在外出差，领导就说：“请以地质队名义为张阿姨代办花圈吧！”因此，张阿姨的告别仪式就由家人请了社会上的殡葬服务一条龙全程打理。出殡那天，张阿姨的遗体放在一块床板上，张家子女被殡葬司仪引领着跪拜叩首，其他亲朋则鞠躬并绕圈向遗体告别。而后，殡葬服务人员就把遗体用专用被子裹住，再用绳子紧紧地缠绕捆绑，一边绑还一边解释：“这个绳扣叫做一路顺风，这个叫做五子登科，这个是四季发财，这个是……”最后又把五花大绑的遗体纳入棺材，棺材里的遗体上覆盖了满满登登的纸质金元宝，就连所有的缝隙都用纸钱充填得不留一丝余地，做完这些之后这才将合拢盖子的棺材送往火葬场。
参加告别仪式的好友众多，这足以显现张阿姨生前的人缘。但是，不少同事及生前好友都对那场告别仪式中的入殓状况颇有议论：“以张阿姨生前一贯的作风和做派，这样的殡葬礼仪恐怕一定不是张阿姨所能接受的吧？！”
张阿姨在世时是那种比较主流的人物，首先她对子女要求很严。譬如，大女儿找个对象因为不是党员，她就硬生生给搅黄了才肯作罢；再譬如，儿子找个女朋友或许是政治背景不甚如意，她也坚决把关不松口，无奈儿子和女朋友只得逃之夭夭、直待生米熟成熟饭后才敢再来向母亲请安；还譬如儿子因为是地质队员子女，按照当时上山下乡政策可以不用插队落户到农村去的，但张阿姨还是主动替儿子报名争取到了让儿子当知青的殊荣。
张阿姨爱憎分明、讲究阶级立场也是出了名的。余洲至今清楚地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又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地质队立即举行游行庆祝活动，余洲的师傅赵氏说：“我个子高，我在前面举红旗！”可张阿姨见状如临大敌：“这个赵师傅是个地主崽子，他怎么可以当旗手呢？”被撤换下来的赵师傅内心很不乐意，就在私下里嘀咕：“她（指张阿姨）还跟地主崽子睡觉呢！”言下之意是指张阿姨的老公出身于地主家庭。还别说，张阿姨虽然与老公都是东北人且老家邻近，但结婚之后的张阿姨始终没到张叔家——地主家庭去过。由此张阿姨的阶级立场之坚定还是可见一斑的。
张阿姨对于工作也是十分严谨的，对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差错更是丝毫不肯放过。有一次她到绍兴城里去为单位食堂采购食用油，结果下了公共汽车后才发现，整整一桶共计十斤菜油竟然遗落在车上了。张阿姨于是几个月家里不用菜油，将剩下的油票和买油用的钱买了菜油如数赔付给了单位。
在张阿姨的月收入也仅仅五十来块钱的期间，但凡只要有同事中的小青年开口，她就毫不犹豫地二十、三十元出手相借，也无论人家今后是否归还。面对所有熟识的求助者，张阿姨真可谓是有求必应的。这么多年以来，凡是从外地到湖州的老同事，也都会把张阿姨家当成必去的报道地点。
在张叔的协助下，晚年的张阿姨还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他们夫妇合力编撰了两本通讯录。其中一本是八旬以上原地质队员老同志的联系方式，另一本则是第二代地质队员（现在也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的家庭地址及电话号码。因此，这次对张阿姨的送别，这两册通讯录是起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的。尤其是湖州地区的老同事，除了一位是聋子没有到场外，其他能走动路的全都到了。有人或许会说了，聋子听不见电话，难不成别人不能转告吗？还不能责怪了，因为那聋子平日里就难以与人沟通，久而久之别人也就懒得再搭理他了。
送别张阿姨后，余洲趁机询问从绍兴过来的客人：“我有一名小时候在绍兴就读鲁迅小学的同班同学叫潘爱娜，好久好久不曾联系了。你们是不是有法子帮我联系上啊？”
“有办法啊！”这是张阿姨的大女儿接茬：“你手中拿到的由我爸妈编撰的通讯录就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通讯录上有爱娜的联系方式？我咋没看见哪？”余洲。
“通讯录上没有爱娜的联系方式，”张阿姨大女儿张颖说：“通讯录上有我的信息吧？我可是有联系爱娜的办法的啊，你在苏州早该用这通讯录先联系我的，于是乎我就能帮你……哦，我说错了！这本通讯录你也是这次过来奔丧才拿到的。好吧，我来试试帮你拿到爱娜的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