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大学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的效果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点,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我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后来,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这一次,我踌躇满志。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前两天和一个同学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作“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