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到柏林，都会住在芭芭拉的家里。
与一个中国男人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30年，芭芭拉习惯了用筷子吃饭，学会了一口普通话，懂得品清淡的绿茶。
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原处，里面的架子上层层叠叠地放满了桂林的白豆腐乳、北方的鸡蛋挂面、山东的紫皮大蒜、台湾的沙茶酱、老抽酱油。记得第一次我到芭芭拉家做客，芭芭拉和阿田直接把我接到他们家的厨房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中国菜，笑眯眯地等着我。那天我在芭芭拉家的方桌边吃得不能动弹。
刚刚和中国人结婚时，芭芭拉不会做中国菜，她在晚上吃黑面包、肉肠、忌司。而她的丈夫则要自己做一个热的汤，才算是饱了。在漫长的日子里，芭芭拉的脸慢慢长宽了，不像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上那样，是一张地道的东普鲁士女孩狭长的脸。作为一个台南大家族的德国媳妇，她学会了吃凤爪。
“爱上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有困难吗？”有一次我问她。
“不困难。阿田和我很合适。只是他是那么不喜欢跳舞，我也就不怎么跳舞了。”芭芭拉说着就笑了出来，“阿田有个台湾一起来的同学，来德国以后特喜欢跳舞，他告诉阿田说，跳舞的时候可以碰到女伴的大胸脯。阿田是多么严肃的人，他马上说自己不跳舞，就真的一辈子都没有跳舞。看到我跳舞，他也不高兴。”
关于阿田，那一次我们说了很久。芭芭拉说：“我们是不同的人，要是看到天上有云，我会说：‘天就要出太阳了。’可阿田一定说：‘马上就要下雨了。’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快活的日子。和他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了看一件事情，不一样的人会有很不同的想法，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我们一起开车回家。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从北到南跨过德国，在公路上不断有路牌掠过，她总是说他们从前一起来过这里，和阿田一起骑自行车旅行，或者是爬山。在我们路过一个绿色的路牌时，芭芭拉说：“这里是阿田刚到德国时学德文的地方。”她说着，突然哽咽了一下，眼睛里充满了眼泪：“要是我想起阿田，我就会觉得他真的、真的——”她摇着头，腾出一只手来擦去眼泪。阿田的车在，阿田的芭芭拉也在，连阿田刚到德国时天天听的教堂大钟都在，就是阿田不在了。他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在打排球时，突然倒地去世了。
他现在是放在书房里的一张照片，芭芭拉为他供了中国的迷迭香，还有德国的菊花。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芭芭拉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台湾，放在他母亲骨灰坛的旁边。到中国新年和鬼节的时候，她会去台南看看阿田，拜他的灵位。然后，芭芭拉会到中国各地旅游，看朋友，逛书店，并跟着我去访问上海的老房子，自己骑车乱逛北京的小胡同。20多年来，她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旅行，有了中国的好朋友，从中国带回去的剪纸、帆布书包、布底鞋和北京腔的一口普通话。
芭芭拉说：“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中国人，我才想要了解中国的一切，才会对这个地方也有类似爱情的感觉。那里的树、那里的天、那里的街道上的气味、那里的人发出的说话声，那是别的语言，熟悉而陌生，蕴涵着因为遥远而来的温柔和感伤，和我爱上的那个人的容颜一起，总是回荡在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