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蒙昧的时候，心中就有了一个人。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一个散落而又精致的村庄里，在一条喧哗而又宁静的小河边，一位女性闯入了我的生活。
一切都在悄悄进行。原来，早在我两岁的时候，我便被媒妁之言系上了一根红线。红线的那端是谁？我不清楚。那个人长得如何？也是个谜。我只听说她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那个村庄里，在南边。她有一个芳香的名字，与菊有关。这使我对菊花有了特别的关注。我的家乡多菊，每年到9月，星星点点的菊花便缀满了家乡的河岸，仿佛少女的笑靥，清纯而美丽。我的心事也如花而开。我会不顾时令地到河边去散步，见到黄色的菊花，我每每俯身、蹲下、端详，然后小心翼翼地采上一朵，贴近鼻子尽情地闻。
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这时父母就开始催我“走丈母”。我们那里有一个“正月初二走丈母”的规矩。要我寻上门去找个见面的机会？太冒险了吧？不行，我得缓一缓。其实，“那个人”已在我心中晃悠了十多年，心都磨了一层皮，难道还不想见面？可一旦有人提出来，我反而变得被动起来。然而，我没有坚持多久，1978年的春节姗姗来迟。正月初二那天，我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乱了方寸。我不再说什么了，我把饼子、点心之类塞进提包，像是去開会似的上路了。
我是由人带着去的。一走进那个村庄，我的心就跳得厉害。她家住在一个高台上，带路的人拍一下我的肩膀，用手一指：“那家就是。”说完就走开了。我一个人，信心满满地走过去。“丈母娘”先认出我，引我到堂屋里坐。我不能坐，否则，一坐下就不好意思再站起来。我把拜年的礼物从包里拿出来，放在八仙桌上，然后不停地踱步。她家的姊妹多，况且，那天来她家玩的女孩子也多，眼都看花了，谁是她？我实在猜不出来。“丈母娘”来了，用手一指：“那个踢毽子的。”我把目光转过去，唰———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不敢多看，赶紧收回视线。我又不能不看，只是要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见缝插针地看，像画素描，看一下，在心里画一笔。她也看我。一不留神，我俩的目光就碰到一起，像触电似的，然后各自以电光一样的速度拐一个弯。我想喊她的名字，可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她一会儿端来一盘糖果，一会儿递上一本杂志，接着莞尔一笑，走开了。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那一天，她用微笑省略了交谈。
回到家里，家里人就围上来：“怎么样？”我故意不回答。追问得急了，我就似答非答：“我怎么知道怎么样？”
几天后，她来我家，提一袋点心过来，叫作“回拜”。这下可好，全家人忙得不亦乐乎。我却不知所措，唯一的是打开我的书柜。要知道，我的书柜是不对外开放的。奇怪，她也能扎进书堆里。许久，她清好一摞书，可能是喜欢的，准备带走。末了，又只拿一两本，对我说一句：“我借去看看。”我虽说是书呆子，但也是很慷慨的嘛！“拿去就是你的。”我想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两本书嘛。她也不推辞，把书装进她的提包。下午，我送她回家，经过一片树林，她在前面走得急，我在后面急急地跟，只听见脚步的声音。树林有一块坟地，出奇得静。我希望她害怕一些、胆怯一些，可她一点也不，似乎比我的胆子更大。我心事重重，她一语打破了沉寂：“可以了，就送到这里，你回去吧！”她不时回头张望，脸依旧是红红的。
1979年，我得了乙型脑膜炎，病到了说胡话的程度。那天晚上，我们村以停电为代价，用带动发电的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医院。我的情况非常严重。消息传开，全村60多户人家陆陆续续步行10多里路，到医院看我。这大概有送别的意思。她也来了，和她的母亲一起。她应该知道这是传染区，她已是18岁的姑娘了。她注视着我，眼里噙满泪花。我想，我若不是病了，她不敢这样看我的。这时，医生过来了，查了查我的体温，又看了看我的嘴唇，然后点头，说：“脱离危险了。”只见她眼睛一亮，马上破涕为笑，脸又红了。关于我的病情，她得到了最新消息。她满脸的笑意温暖了我的目光，还有我的心情。邻床看护小伙子的老大娘看了她，脱口说了一句：“这姑娘笑得真好看！”我一听，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我一直以为爱情是不需要表白的，但文字例外。一天，她翻找出我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全是一些原始记录。最后她的目光停留在我写的一首题为《菊》的诗上：“一夜秋声落叶荒，独闻四处散菊香。堪嘉染叶唯存绿，可佩着花只喜黄。日照金苞含暖气，风摇玉体傲寒霜。诚无半点怀孤意，尽取春华富万方。”
她还说：“那回你得脑膜炎，可把我吓坏了。要是你死了，我就终身不嫁了！”
“真的吗？”我没有理由不感动。
“你看不出来？”她一脸委屈的样子。
也许是我们之间有关爱情的话说得太少太少，现在，她想翻个个儿，从头再来。
我们的初恋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