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
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先生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结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李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袁迪宝则回忆：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织过给我，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穷孩子。
不过她还是承认：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命运
李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有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家也都自觉戴上了黑纱，可是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她感觉烦了，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袁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李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预感，他有事不敢跟我说，也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花港观鱼的池塘里浮沉着七彩鱼群，坐在芙蓉花树下，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不到两个星期，迫于姐姐的压力，迪宝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丹妮还知道了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李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以三潭印月为背景，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待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两千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袁迪宝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六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六年。李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天主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坚持自我的个性，使她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李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55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那就是袁迪宝。
坚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她一心想着能见到从7岁开始心里就爱着的表妹了，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在上海离境时每人限带10美元，因此母女俩生活非常窘迫，而李丹妮的浙江大学学历，在里昂找工作也派不上用场。李丹妮为此一度常想自杀！她专门去一家药房穿了耳洞，借着皮肉的痛大哭一场，纾解悲伤。后来，远在泰国的祖母寄来了活命钱。此外，李丹妮用1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籍法国。
扶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她的信一开始是寄到防疫站。哎呀，大家都来看我的东西，在50年代还比较开放，到60年代的话，就牵扯着意识形态，说你里通外国，不得了！于是袁迪宝就让李丹妮把信寄到姐姐家。
19591961年，中国经历3年经济困难。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说很热恋的关系。我也告诉她，李丹妮写信来，问孩子需要什么东西。她说：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人家！
对此，李丹妮很坦然：他后来还是很幸福的。几个孩子，你们看，都很好，是个很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有时候也想，如果当时我跟他结了婚，几个孩子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波折
1966年夏天，李丹妮和几个女伴相约登上阿尔卑斯山脉。她冒险从悬崖缝隙中摘了一棵火绒草，看起来像羊毛绒的白色小花，打算寄给袁迪宝。就在准备寄信时，收到一封从香港发出的匿名信。信上说：不要再写信了，你害人。李丹妮一看就明白，这指的就是厦门的袁迪宝。她很害怕真的造成不幸后果，于是马上停止了通信。
直到1976年，李丹妮按捺不住焦虑和牵挂，再次往防疫站的旧址寄出了一封信。此时，防疫站已经搬走，信很快就因查无此人被退回。这是李丹妮保留的唯一一封自己写给袁迪宝的信：展开在我眼前的是你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的信，那似乎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信，将近十年的沉默，你还在厦禾路住吗？迟疑了很久，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短短的信，但愿你能读到它
重逢
袁迪宝在70年代也写了七八封信给李丹妮，都被退回来。我就以为她会不会到马赛、巴黎去工作了，地址变化了。我不相信她是短命鬼，她一定还在，一定会写信给我。
1994年3月，袁迪宝的妻子黄秀雪患上了牙床癌，8个月后去世。从此，袁迪宝在厦门市兴华路卫生局宿舍的小房子独自生活了13年，自嘲已经成了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很健康，游泳、走路都好，同事、姐姐、嫂嫂都劝我再找一个老伴。但是我坚决拒绝了，我还有一个亲人在法国。
2010年春节，袁迪宝姐姐的儿子无意中提起袁迪宝年轻时与俄文女教师的一段情缘，袁迪宝的儿媳欧阳鹭英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问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再和她写过信啊？他说，80多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而且之前寄的信都被退回来了。我说，你再试试看吧。他没有说要不要写，就上楼去睡觉了。其实，儿子袁维群看到，父亲的房间整晚都亮着灯。
2010年3月31日和4月1日，袁迪宝寄出了试探性的两封信，写着同一内容，寄给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世上的李丹妮。里面有4句话：亲爱的丹妮，愿上帝祝福你健康长寿，愿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就是要你健康长寿，请给我一封信。永远思念你的袁迪宝。这一回李丹妮收到了！
李丹妮的笑发自内心：在机场，老远就看到他，捧着55朵玫瑰。我心里面开始紧张，后来自己说，向前走吧。他也走向我，当时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