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农民，识不得几个字，一辈子靠弄田种地为生，从未出过远门，甚至连去县城的次数都极为有限，他和母亲在家乡那“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的盐碱地上拼死拼活地劳作着，用心血和汗水养育着我们兄弟五个。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长大成家后远走他乡，读高中的我便成了父母心中最大的目标和希望。
1994年，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黑龙江大学，成为我们村建国以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被汗水和劳累浸透了一辈子的父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久病缠身的母亲便离开了我们。看着四壁空空的家和不时登门的债主，父亲郑重地对我说：“军，安心上你的学，别瞎寻思家里的事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完书。”
话虽这么说，可穷人家的日子是难熬的，穷人家张罗点儿钱更是难上加难。父亲接连张罗了七天七宿，找过了所有的亲戚，求遍了方圆上百里能够求的人家，最后才以4分的高利借到了600块钱，把我送上了返校的客车。
回到学校，我停止了早餐，每天午晚两餐也只吃两个馒头和5毛钱一份的咸菜，手掰手计算着怎么省钱。可就在我省吃俭用挨过了大半个学期后，一场大病却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整整半个月。虽然在同学们的精心照顾和全力帮助下我恢复了健康，可大家垫付和借给我的钱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试过了可以想到的办法无效后，我第一次流着泪给父亲寄出了要钱的信。
两周后的中午，父亲来了，“咋样?病全好了?”父亲说着摘下了头上戴的狗皮帽子。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头上竟然沾满了草末儿。
“好了，全好了。”我急忙把父亲拉坐在床上。接着他解开棉袄，把手伸进怀里，颤抖抖地掏出了一个已辨不出颜色的手绢包。父亲打开手绢，里面露出了一沓钱。
“这一段凑钱不太容易，晚了些。这是3000块，快还给你那些同学吧。”父亲说着，眼里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
3000元?我不由得一愣：“哪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干咳了一声：“还能哪来的?借呗。啥也没人命金贵呀！孩子，咱家情况你也知道，这钱你可要省着花呀！”
我捧着这带着父亲体温的3000元钱，含着泪点了点头：“爸，你放心吧。”
父亲简单地吃过了我从食堂打回的中午饭后准备回家，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来：“孩子，从省城到咱家挺远的，来回坐车也得花不少钱，过年……你就别回家了。”
我心里一震，皱着眉点了点头，把父亲送出校门便匆匆赶到班级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夜我没有睡着。
转眼间到了寒假，在同寝室弟兄的坚持下，我登上了回家的客车。从省城到了县城，又倒车颠簸了近百里，村子里灯光闪烁时，我才来到了家门前。
推开家门，我愣了：新刮的雪白的墙壁，一应俱全的家具，高档的电器……这是怎么回事?
“哦，你是老赵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吧?怎么，你爸没告诉你吗?你那回有病，你爸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了。”
“什么?！”仿佛一声惊雷，我差点儿没坐到地上，“卖……卖给你了?那我爸呢?”
“他给别人看草垛去了，就住在20里外的野草甸子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一出门，泪水“呼”一下涌了出来，我发疯般哭喊着，向着村外的野草甸子奔去。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山一样的草垛出现在了眼前。草垛边上，一个深入地下、半露于地面、上面覆满了草的地窨子出现在凄冷的月光下。掀起棉布门帘，苍老的父亲正一个人孤单地守在地锅前，锅底红红的火焰映照着他头上数不清的草末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