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和俄罗斯关系不好，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她是个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了几年记者后，她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结果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太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后来她也不想出版这本书了，因为觉得“太像记者写的”。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这种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她的作品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但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它们太厚重，太沉郁。更准确地说，是口述史。
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官方意识形态很远，似乎从来就对集体、爱国、自由这些大词汇抱有距离感。即便如此，她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满意，尽管已经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体，已经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了意义。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她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即便残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现出来，但不过是前面这些主流价值的佐料。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下的，是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带血的历史。在官方记录和大众媒体中，历史的这些部分都被隐去。书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领兵六年的将军也写了一篇长文指责她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而忽视了士兵们的忠诚、刚毅和勇敢。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许多受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话被写成书面文字，这似乎把他们的创伤永远定格了。有些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甚至声称不需要她笔下的真实，她们有自己的真实。对于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来说，生活在那种真实中，至少能获得一点安慰。残酷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完一个士兵后七年再次见到这个人，那时他已不愿提起任何当年的事，还反问女作家：“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全新的事件，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完全理解这场灾难。她在收集材料的三年间，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正在记录着未来。谁也说不清切尔诺贝利的大爆炸将持续到何时，用物理学的眼光看，有些放射元素的半衰期达到上万年，在此之前，人们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如果说短，可能也足够短，人们总是善于遗忘。日本核电站的专家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日本核电站的每一项技术都极其严密和细致，管理人员也从来不会喝得醉醺醺的，悲剧绝对不会重演。结果福岛核电站还是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她的日本朋友觉得自己受了骗：政府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只想把他们的情绪安抚住。官员们想的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人民，在这一点上，粗枝大叶的苏联人和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并不知道，如果未来有一场无法预料的巨大灾难，自己将会如何应对。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之前，谁也不可能预见一个完全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设施，会造成如此大的破坏。所以和普里皮亚季有关的所有人，他们的反应也许就是未来某些人类面对另一场灾难的反应。对于未来的灾难，人类被迫能拿出的最后一样武器，也只有自己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