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我的父亲和母亲走到一起，并非是因为爱情。
当时，父亲受伤养病，纵队司令员到医院来看望他，恰好一位年轻女同志也来看望他，司令员让警卫员以我父亲的名义，送上一双小号胶鞋，是师以上领导才能领取的那种，但被那位年轻女同志从窗口扔了出去。
司令员又在家设宴，请那位年轻女同志吃饭，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冯是放牛娃出身，从小没有爹娘，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样的老同志，不该照顾吗？”年轻女同志只是低头不语。
“下个星期天结婚。”司令员的话近乎命令。年轻女同志将司令员倒的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那年她18岁。
那位年轻女同志就是我的母亲。
新婚之夜，父亲才知道她叫寒英，纵队文工团团长唐克是她的恋人。
为了这个家，母亲自结婚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以前的事，她希望父亲能够安心，她把一切藏在自己心里，让时间淡忘一切。
父亲去世后，这件事情又浮出水面。
母亲病了，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二楼的病房。她当年的恋人唐克也病了，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四楼的病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50年后，竟会在这里相遇。
在病床上，母亲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唐克的妻子陶馨馨。她以自己的宽容与真情，激励着母亲和唐克坚强地活下去。她买了一摞明信片，在我母亲与唐克之间传送着相互鼓励的话语。
“寒英同志，你要为了孩子们坚强地活着。”
“唐克同志，你有那么优秀的妻子，我为你欣慰。”
陶馨馨每天在二楼与四楼之间奔走着，为两个相爱过的人传递着友谊，传递着坚强，传递着爱。
母亲被真挚的情感感动着，她努力地活着。但，唐克走了。
唐克在临终前，托陶馨馨将我父亲在11年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了我的母亲。
唐克同志：
这些年来，寒英跟我南征北战，没有享过多少福……我要走了，请你有时间多给她写写信，打打电话，劝她再找一个靠得住的人，能给她幸福的人——就像你这样的男人。拜托了。
老冯
母亲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流淌下来。母亲将我们四个儿女召集在客厅里，指着父亲的遗像，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们的父亲。”母亲说得异常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