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破旧棚屋里，一盏极小的玻璃容器中闪烁着一点略带蓝色的荧光，那是一分克纯镭所发出的射线。一位妇人热切地注视着黑暗中的那点蓝色，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
我想，那或许是居里夫人作为科学家的一生当中最浪漫的一幕。也正是这一幕，让我看到了科学的美丽。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翻开《居里夫人传》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个跟我有着巨大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女性会差一点儿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居里夫人的故事是从她的童年开始娓娓道来的，那时的她名字还叫玛妮雅，带着一个长长的波兰姓氏，有着宽阔的额头和柔软的金色头发。在她4岁的时候，就能够比大她几岁的姐姐还要流利地读出书本上的文字。她还能够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保持每门课的成绩第一名。
最吸引我的是，“物理”这个对大多数人而言抽象而艰深的名词，对她而言却是一个充满乐趣的神奇世界。在巴黎求学的时候，她非常容易地就弄懂了那些枯燥的物理名词和原理，并运用自如。
不仅如此，她并不是一头扎进物理、化学当中不谙世事的学究，她爱好广泛。她喜欢文学和写作，且极具语言天赋，用她老师的话来说：她的俄语发音让人觉得她应该出生在圣彼得堡。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让我膜拜。
那一年，我刚上初二，在许多同学为要开始学习物理、化学这两个崭新学科而长吁短叹、忐忑不安的时候，我却踌躇满志，甚至是迫不及待。因为，我马上就要走进居里夫人的世界了。
或许是这种积极的心态使然，我很轻松地就学好了物理和化学。尤其是前者，对我而言，并没有传说中的“门坎”，我大踏步地迈进了物理的世界。
居里夫人曾将那些精密的物理仪器视作世界上最有趣的“玩具”，在她眼里这是一门能够研究出“支配宇宙”的定理的学科。而对于刚刚入门的我来说，那些初级的物理仪器和现象，已经足够令我沉迷了。
那些复杂的电路图仿佛是隐藏着玄机的地图，我可以根据它们顺利地把电流表、电压表、电阻、灯泡连接起来;动、定滑轮和杠杆像极了多啦A梦的神奇工具，能够让人节省那么多的力;还有地面的标准大气压强，它只能让汞柱升高到76厘米，多一丁点儿都不行，这是何等的精确与奇妙……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另一个居里夫人。当然，当你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高中。物理对我来说一下子变得吃力起来，每一堂物理课，老师在上面讲得头头是道，我坐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可拿出习题册却总是无从下手。
这种失落让我一下子从“成为居里夫人”美梦的云端，以9.8m/s2的重力加速度跌落到现实的地面上。
最终，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位。最终高考志愿，我填写的是一个自己一直比较擅长却被自己忽视的专业。
我的母校是一所文科院校，刚入学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怅然若失，会在心底深切地缅怀那个今生无法实现的梦想。可事实上，我快乐而又从容地度过了大学的四年，原因似乎很简单：我再也不用费尽心力地讨好物理了。
我终于相信了韩愈“术业有专攻”这句话，也庆幸自己没有偏执地跟物理死磕下去。
不过，我还是想感谢居里夫人，她虽然没有成功地将我带入到科学家的世界，但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比如如何看待光荣与奖励，如何面对挫折与磨难。在她最辉煌的时候，她将诺贝尔奖牌随手交给女儿当玩具;在她最痛苦的时候——丈夫皮埃尔·居里因车祸身亡之后，她还依然如期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完成自己教师的职责。
当我取得了一点儿成绩沾沾自喜，或是遇到挫折感到沮丧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她，想起她对生活的那种倔强。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香港继续读书。第二学期有一门名叫“电台节目制作”的课，因为老师是香港电台前台长而吸引了许多学生，一度选课的人数爆棚。当老师把这个学期的课程大纲和功课计划通过投影展示出来的时候，严格的要求和繁重的功课量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第二堂课，我成了依然坐在教室里的少数人之一。
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条件不够好，但即使做不了主播，过过主播的瘾也是不错的，更何况，我是一个曾经不知天高地厚跟物理死磕过的人啊。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顺利完成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两次30分钟时长的现场直播和个人独立制作的20分钟时长的广播节目。
时至今日，我做了与最初设想完全不同的工作。没能成为居里夫人的挫败经历教我懂得了，有些风景，即使无法置身其中，但远远地欣赏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世界如此美好，做不成居里夫人，至少可以做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