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我所住的城市普莱斯顿，位于英国的西北部，面积很小，即使在英国，它也算小城。
2月的英国小城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记忆：阴雨、寒风、仿佛永远灰暗的天和盘旋在冷雾中的灰鸽。偶然有太阳稍稍灿烂的中午，狭小的街道却将光明分割开去，我由此特别信服了狄更斯，他为我们刻画的英国真的很英国。但对于因为喜欢莎士比亚而喜欢英国的天真派，如此的第一印象，起码是受到了刺激。
很难得到英国教堂数量的精确统计，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告诉我，去年圣诞节时，他的一个同僚步行走访了普莱斯顿的所有教堂，可惜他也不能说清教堂的数量。这位牧师那天出现在兰开夏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座卫理公会的教堂。
卫理公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种，它在普莱斯顿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755年，一位叫玛塔汤姆逊卫理公会教徒来到普莱斯顿传教，此后的几十年，纺织工业逐渐在小城兴盛，追求简洁和务实的卫理公会很快吸引了普莱斯顿市民，1817年，卫理公会搬进市中心第一幢公共建筑教堂活动。1861年，发了家的厂主们积极赞助教堂重新翻修，原来比较简陋的讲堂添加了玻璃天顶和厅前的巨柱。
如今，围绕这个中心教堂，卫理公会在普莱斯顿又发展出了11个教堂。有多少教民？1000多人。牧师说。
在英国，几乎看不到7层以上的楼房，所有高大醒目的建筑，便一定是教堂。英国的教会分不同派别。不同天主教会组织和不同的新教组织。教理不尽相同，教堂的风格也不一样。仅塔顶的样式，就有箭一般瘦长而尖，直刺苍穹的哥特式，有拱顶立柱尽显辉煌的，也有红砖砌造成凹凸状，以巨型大钟作为顶层标志的。教堂建筑内外都有精美的雕塑，更让人们迷恋的，还有教堂神秘的彩色玻璃。
兰开夏中央大学据说有2000名中国学生，中国驻曼彻斯特教育处的负责人说，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肯定有1000人以上。站在校园，四面都能看到教堂的尖塔，但实际上去教堂的中国学生并不多。这一点，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大为不同。
一个多小时的仪式中，大家祈祷、合唱，再祈祷，再合唱。讲演的时候到了，儿童们进入另一个房间学唱歌。讲演的题目由讲演者自定。礼拜的程序中有捐献和喝茶的内容，我理解，大概有奉献和分享的象征意义。人们将钱装在一个小纸包里，放进托盘，捐献的数额没有限制，也可以不捐。茶很普通，有时会有小点心，大家围在一起，边喝边交流。
因为有几个中国学生，中午便设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活动。古德太太这时候显得尤其忙，她既负责给中国学生做免费的午餐，又负责免费教简单的英文课。其实参加她英语班的，只有3个中国学生。
托尼司堂牧师70多岁，驼背，白发，面善。在他演讲的时候，天顶玻璃正好将光洒在他的秃顶上。没有家庭婚姻，英国真正的牧师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教堂紧紧系在一起，托尼司堂牧师的空间就是12个教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教堂最有权威的行政管理长官德瑞克诺司也会出现在教堂，亲自主持圣餐和祈祷仪式。托尼司堂牧师那天的讲演题目非常现实，它实际上正是英国目前最流行的热点话题之一：英国教堂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更为内在：英国教堂真的老了。这是我站在唱赞美诗的队伍后面最深切的感受。音乐悠扬，歌曲美妙得动人心魄，但是，声音是苍老的，因为，我发现，来教堂参加礼拜的，除了7个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3个40岁左右的家长带了他们的孩子来，所以又有了9个10岁以下的儿童。
托尼司堂牧师看到了这种青年人在教堂里的缺失，痛心疾首，他呼吁教堂要高举信仰、理解、学习和奉献的旗帜，要召集青年人在这面旗帜下。
但是，怎样才能让现代青年人走进教堂？趁着喝茶的时候，我向托尼司堂牧师提出了问题，他耸了耸肩，表示也很茫然。他自嘲，也许教堂应该有人撤销听讲的座位，用电子琴取代风琴，教大家跳迪斯科等等。
其实，很多英国青年从小就在教堂合唱团受熏陶，中学、大学一路下来，生活中的各种重大典礼都有教堂活动的参入。
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教堂只剩下了仪式的空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连这种空壳也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礼拜的时间被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动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竞争挤占。
面对教堂活动的老年恐慌，已经出现了企图改变的努力。比如，一些教堂强化了音乐的成分；还有一些教堂在礼拜的讨论中加入了毒品、卖淫、同性恋这样一些与传统布道完全相悖的话题。
也许这种困惑和彷徨会长久地存在，因为生活的改变，因为时代的变迁。但是，美和崇敬已经深深地镶嵌在教堂飞扬的尖顶、精致的雕刻、染色的玻璃和古旧的石缝中。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