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菊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使尸体倒地时发出的声响，不会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作为翻译家、文人，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们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却被红卫兵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的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东方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两人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的“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据说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字一字写就的。
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抄家后，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代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因此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
“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的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