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西园子有一大片香椿树，大约有二三十棵，母亲曾靠着这些香椿树，创造了一个神话：用香椿芽腌制的咸菜供了三个大学生。
我常常望着那片香椿树怅然若失，因为我是家里惟一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香椿树并没有给我带来幸运，而我对于那段艰苦岁月的记忆却同样是刻骨铭心。
我考上高中的时候，哥哥已上了大学，姐姐正念高三，弟弟也已上了初中，都一样的天资聪明，考学对于我们只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我却很忧郁，忧郁的原因，是开学那天父母一脸的憔悴和忧郁的眼神。
哥哥在来信中除了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更多的是写他怎样节俭地度过了高中生活，他说他几乎没有订过食堂的菜，全靠母亲腌制的咸菜，而母亲腌制的香椿芽真是味道鲜美，让人叫绝。
我曾在母亲给哥姐带菜的时候偷偷尝过，而尝了一次，就不愿再尝了，因为那是香椿干透保存以后又重新泡了水再腌制，再怎么嚼，也有点像草，艮得很。
我清楚地记得每年香椿发芽的时候，母亲都会爬上高高的梯子，去树上掐那些嫩芽，每个树梢都不放过。我们则在树下帮着捡拾，然后回家将那些嫩芽一棵一棵地码好，用塑料绳一扎一扎地捆好，泡在水盆里，留着第二天到县城里去卖。城里人爱吃稀罕东西，所以每年春天母亲都早早地掐了头茬香椿，好卖个好价钱。头茬香椿嫩嫩黄黄的，泛着油光，看着就让人流口水。记得有一年，母亲的香椿卖到了十八块钱一斤。母亲几乎是流着泪从百八十里外的县城赶回家的，因为那十几斤香椿卖的钱几乎够了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她似乎找到了挣钱的门路，又把西园子往外扩了许多，栽了许多小树。
香椿芽长得很快，几天之后，第二茬又发芽了，这一茬的小部分母亲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大部分用来给孩子们腌菜，味道到底不如头茬鲜美。
最后一茬，确切地说，已经不是什么嫩芽了，而是香椿叶子，母亲掐了、腌了，留着和父亲在家当菜吃。这时候的香椿梗已经很老很硬了，嚼不动，咽不下的，就咂干了咸味，吐出来，那样子像被吸干了甜汁的甘蔗渣。
母亲真是调理饭菜的好手，光香椿就能做出好几种花样，腌的、煮的、炸的，甚至用它来包饺子。总之，每年春天的那个时候，满屋子都是香椿的味道。
开学的时候，母亲给我带了满满两大瓶香椿菜。腌制的香椿很容易发霉，所以很咸。开始的时候，同学们争着品尝，啧啧称赞味道鲜美。
而我却依然忧郁。
我常常好几个星期尝不到炒菜的味道，那漂着大大油花一角钱一份的汤菜，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诱惑。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骄傲地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我就把头深埋在书堆里，就着香椿快速地把饭吃完。每天上课，我都舔着干裂的嘴唇，思忖着老师会在什么地方停顿一下，好让我偷偷喝口水，可又不敢喝得太多，怕中途会上厕所，而且买水票也是要花钱的。
哥哥的信其实误导了我们，我和姐姐碰面的时候，交流最多的往往是这个月谁订的菜少，谁花的钱少。我们心里都较着一股劲：节省再节省。因为我们读书几乎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和粮食，父母在家的日子其实比我们都苦。我常常感到饿、感到渴，周围的同学都能安心地听讲，而我却不能，我必须分出一部分精力去顾及我瘪瘪的肚子和干渴的嘴。所以我经常会很烦躁，对读书产生了厌烦情绪，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就从入学时的头几名滑到了中游。
母亲来送香椿菜的时候，在张贴的成绩表上找不到我的名字。看得出她很失望，我以为她会批评或鼓励我几句，可她只是翕动着干裂的嘴唇，说家里的香椿还有，别舍不得吃。她的嘴唇干裂得更厉害，有的地方都渗出了血丝。我知道那是长期吃咸菜的结果。
我跑回教室，把头埋在书堆里，整节课都不敢抬起头来，我怕别人看到我流泪的脸。
我的书桌里永远弥漫着一股香椿的味道，有时候发霉了，气味更难闻。我舍不得扔，偷偷用开水泡一下，倒掉发白的霉点，加点盐再吃。这是我从哥姐那里学来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应对周围同学异样的目光，反正我很自卑，开始从心底里厌恶香椿。
我开始苦苦地思索，这书还要不要读下去，如果我不念了，父母便可以减轻四分之一的负担，如果我还能挣钱，那负担就减轻了一半。
这样的念头一经产生，就再也挥之不去。对待学习我开始漫不经心，可我又很聪明，所以成绩一直徘徊在中游。班主任经常找我谈心，劝我安心读书。可我每次看着他办公桌上吃剩的饭菜，闻着茶杯里飘出的茶香，我都会在心里对他说：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这样子一直到了高二的下半年，我终于决定辍学。
当我向父母摊牌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地对望了一下，便同意了。我突然觉得很失落也很悲壮，也许他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只是无法说出口而已。
我开始和村里的许多女孩子一样，支起缝纫机，学着刺绣。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聪明，即便是刺绣，我也能干得最好。
农忙的时候，跟着父母上山干活。因为有了我的帮衬，父母憔悴的面容竟一天天舒展。
太阳把我的脸晒得黝黑，手脚也开始粗糙起来。有时候穿着粗陋的衣服，牵着牛，走在大山里，我都有一种想大声呼喊的冲动，觉得自己就像身后这头牛，再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当我累了、烦了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哭，突然很怀念那段读书的时光，觉得自己一时的轻率，把一生都毁了。特别是哥姐放假回家，看到他们无论从衣着到谈吐举止都完全不同于以往，心中便会很烦、很失落。直到他们接过我挣的钱，对着我千恩万谢，我的心情才会慢慢好转，觉得这一切都值。
春天的时候，母亲依然忙着摘香椿、卖香椿。我在旁边默默地帮忙，心中却对香椿充满了厌恶。特别是到了夏天，那些丑陋的香椿叶子上挂满了绿色的毛虫，有时候坐在家里刺绣，也会被飞进来的毛刺蜇一下，我便神经质地大叫起来，母亲闻声过来，小心翼翼地望着我，然后默默地拿起喷雾器，到西园子挨棵喷药。
这样子过了六七年，弟弟也大学毕业了，哥姐的事业都小有成就，家里的生活宽裕了许多。在和本村一个小伙谈了几年恋爱之后，我决定把自己嫁掉。
结婚的时候，父母破例给了我五千块钱，又砍了西园子的一些树，为我打造了嫁妆，那些小凳子结实得很，后来儿子拿它们当球踢，摔都摔不烂。
丈夫很勤快，人也健壮，农忙的时候常常帮父母干活，我包了饺子、擀了面条，常趁热给父母送去。母亲对哥姐捎给她的精美食品极少在人前炫耀，而对我送的家常便饭却赞不绝口，那样明显偏袒的神情常常会令我感动。
后来村里要修路，西园子那些树要全部砍掉。砍树那天，母亲轻轻地抚摩着每一棵树，就像抚摩自己的孩子。
望着满地的树，弟弟夸张地说：“哇!这么多树，能给我儿子做多少小板凳啊!”
母亲嗔怪地打了他一下：“这些树我谁都不给，全归你三姐。她对咱们家有功啊!”
我的心一颤，两颗泪就滚落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