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4年下乡后第二年的春节临近几天，多日不停的寒风细雨终于停息了，我独自背上知青当年特有，绣有为人民服务的草绿挎包，提着一只母鸡几斤生产队分配的糯米，兴致勃勃踏上春节回渝返家之路。
从家里出发要艰难地步行三十里山路，才能到达长江木洞码头，等当天从重庆顺水而下的轮船把人下了，再装上上行的客人逆水而上返回重庆，一天只有一班船。
那一夜，我几乎整夜没能入睡，生怕睡过头起来晚了，当听见第一声鸡叫就马上从床上一跃而起，扒拉了一碗开水泡米饭，天还不见亮。穿过果树林就是坟山，我顾不得害怕背起挎包提起提篼就独自出发了。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了后山的垭口，早已是累得气喘吁吁的了。天刚麻麻亮我已经爬上了山梁。归心似箭的我忘记了害怕，那天我是精神倍增，行动利索。天亮时我已经上了大路，也就是走在了石板路上。不一会儿我就等到了三个同路人，一路上我从不与陌生人搭讪说话，我紧紧地追随他们山坡下坎儿地走了好一阵，结果还是因体力不支没有跟上速度，人家走到前面去了。一路上我走走歇歇，歇歇再走，好不容易才走完了三十几里山路，当时我的胯骨和手膀都被提篼磨得红肿生疼。
还好赶上了那班船，在船上忽然我感觉船舱里的气氛有点异样，因为我发现了对面的一双眼睛，那水一样清纯的目光在人群的缝隙中悄然地对我来回扫描了几次。在摇晃飘动的人群中，我抓住固定的铁杆，极力平衡着身体，而小心翼翼地端详起这位重庆知青模样的姑娘来，她大约年纪与我差不多，有一张巧稚而柔顺的脸，似会说话的大眼睛配着长长的睫毛，下面是挺挺的鼻子和红红的小嘴，嘴唇是充满弹性而略显丰厚的形状，乌黑的长发编成两根辫子搭在肩后。她穿一件红色灯芯绒外套，忖衫的白色小方领和黄色毛衣露在颈项，身材苗条匀称，身高约1.6米。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姑娘。那双眼睛又尝试着朝我走来，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如大事降临般地感到了不知所措。
终于，眼睛温柔的抚摸使我恢复了常态，明亮的眼波在问我：“你好吗？”
我开始用大胆的眼神迎接：“我很好，你好吗？”
她轻抿一笑：“我也很好。”
她左右扫视一下，看着我：“人太多，也太挤了。”
我回答：“是的，确实太挤了。”
她轻轻地吹了一下遮住眼角的发丝，微微摇头：“当知青的日子太难过了。”
我迎着她的目光：“我的感觉和你一样。”
她柔情地端详我：“我对你印象很好。”
我壮起胆来注视她：“我们可能会很谈得来。”
真真切切，天地良心可以作证，一路上我们相隔大概两米左右，却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们却用心进行了很多很多的交流，我们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对方。因为我们都千方百计地利用人群的空隙，尽可能地多看清对方、也让对方认识自己的全貌。
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以后，处于青春期的她，实在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显示纯洁、或者害怕负责、或者感觉无望、或者假装矜持，下船后竟没有回头，竟没有上前与我搭讪，就转身离开去寻找转向下一个目标的客车了。
回到家里，我到底多少次给她写了多少封信，记忆中早已十分模糊，只记得在静静的嘉陵江边，我有很多次将写满思念的信签连同空白的信封一一撕碎，看着青春的心情在江水中轻轻翻腾、缓缓流逝。
我为什么没有勇气找她留下地址呢？她在我就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发出一声随便怎样都可以使我回头的声音呢？我反复的归结是自己的脸皮太薄，童年时期以来的长期压抑，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在女孩子面前羞于启齿的硬伤。
后来我返城回到重庆后，总期待着在街上与她不期而遇，而且我自信能够一眼就认出她来，然而得到的总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她毕竟是在我青春中第一个出现、并且一言不发就能够让我心灵震颤、魂牵梦萦的女孩子，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我的初恋，而且也固执地认为这就是对方的初恋。当然，也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年轻并有着同样艰难困苦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