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提出的结果，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觉得惊奇。这是因为那些人忽略了作为推理基础的一些细微地方。——左芷津
左芷津是北京警察学院院长，他的传奇故事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左芷津平时就有观察和推理的习惯。一次,当护士的妻子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他下班回来后将妻子一天的活动描述得一清二楚。妻子奇怪了,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看到沙发巾略显零乱、外衣有褶皱,推断她是和衣躺在沙发上看了很久的电视;看见碗里的新鲜蔬菜,推断她带病去了一趟菜市场……
一次，北京城区一个大户人家老宅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警方侦查发现盗贼是从空调机管道里爬进去的,管道缠的塑料都老化了,作案现场没发现指纹,没找到脚印,从客厅里遗落的半块面包以及半盒牛奶里,也没有检测到对破案有用的东西。
左芷津听说后，便亲自赶到现场勘察:从室内到室外,从卧室到客厅,从墙角到门缝,来了个“痕迹大搜索”,仍是一无所获。就在准备离开现场的当儿,他瞥见卫生间浴缸里的洗澡水,便又踅了回来。他从上面的漂浮物断定,这是有人用过了的洗澡水；从澡水“脏”的程度,又推测这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而且是今不如昔、即过去能常洗澡而现在缺乏洗澡条件的人;他从作案者从容不迫的状态上分析,判断此人对主人家比较熟悉……左芷津认定这个行窃者是个曾在主人家待过后又离开了的人。 他将求证希望寄托在洗澡水的沉淀物里，但在以往见过的中外案例中,多是用唾液、血液做DNA,没有提到过从洗澡水中检测DNA……
“搓澡泥里可能会有人体的上皮细胞,可试着做一下DNA!”左芷津不放弃任何细微证据。
检验结果让人意想不到:洗澡水沉淀物里竟含有质量和数量俱佳的DNA。他们顺藤摸瓜，很快就确定了嫌疑人,经检测，其血样的DNA与案发现场洗澡水中的完全一致。案犯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没有不留痕迹的现场
这是一起凶杀案,案犯在杀人后焚尸灭迹,连骨灰都抛洒干净了,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当时,侦查人员在这个涂料场勘察了好几天,真是挖地三尺、连地砖都撬开了,仍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左芷津心有不甘。凭着多年刑侦技术工作的经验,他推断案犯妄图隐藏的第一作案现场,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被粉饰装修一新的房间。真可谓惊鸿一瞥,就在抬眼看窗户的一霎间,他发现一点淡淡的泛黄的油渍,就附着在那扇碎了玻璃的纱窗上……这会不会是人的脂肪？左芷津脑子里立刻跳出一幅幅案犯作案的画面:案犯行凶后将被害人塞进自制的焚尸炉内,焚尸灭迹;人体脂肪燃烧时伴着烟雾水汽遇冷凝固,附着在纱窗上,形成淡黄的油渍……
化验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凭借这有力证据,警方将案犯送上了审判台。
北京北苑家园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左芷津在勘察现场的卫生间时,发现一把浸泡在水池里的西餐刀,同时在一个开关盒下方发现一串滴落的血迹。他当即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右手可能受伤,此血迹即为嫌疑人所留!”
判断来自严密的推理:因为开关下方血迹滴落的轨迹是垂直的,而灯的开关盒位于墙角,那么,在狭窄的空间里,嫌犯只能用右手摁开关,左手开灯无法形成这样的血迹……但大家对这血迹遗留物仍心存疑窦:它究竟是嫌犯沾了被害者的血，还是嫌犯自己受伤出血造成的呢?
左芷津推断:如果案犯手上沾了被害者的血,在开灯时,血迹滴落的形态就该是由浓到淡,而现场血迹上下浓度一致,只能是案犯受伤出血滴落而成。接下来,他又对案犯受伤原因进行推测:案犯用西餐刀行刺时,因刀柄很短而刀身很长,反作用力会使刀向反方向顶回来,嫌犯右手掌很可能会被顶回的刀刃割破。因地上未发现血迹,可能是嫌犯对伤口做过处理或对现场做过清洗后才逃离的……警方因此对周边医院和卫生服务站布控,看有无右手受伤前来医治的可疑者。
亲历信用卡失窃案
左芷津的博学,来自他的勤奋。他出身平民之家,因“文革”中断了学业,但他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在下乡当知青的日子里,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没有电灯自己做个小油灯照明,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以后,他回城当了工人,又自学高等数学,接近而立之年才考上大学,系统学习医学知识。大学毕业当刑警后,他又继续考研读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法医学博士。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他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9·11”发生时,左芷津正在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上班。他第一反应是向美国提供灾难事故个体识别援助，立即用英文起草了一份电报,第一时间发往全体成员国,询问各成员国能否派出识别死亡者身份的专业队伍,并要求他们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统一表格登记死难者个体特征信息……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特意致谢。
“除了管理模式和刑侦技术专业化的提高之外,刑侦人员的素质还体现在如何处理社会矛盾上。”左芷津讲了在里昂亲历过的一件事……
当时,左芷津和外国同事一道去吃麦当劳,一位亚裔侍者接待了他们。因为食品没备好,外国同事付账后随手将信用卡搁在食盘里,以为过会儿侍者送食品来时,会将信用卡一道送回。他们回来时只顾吃饭,忘了信用卡的事。一周后这位同事才发现信用卡不见了,赶紧打出单子一看,已经少了近两千欧元。
他们认定当时在付账输密码时,那位亚裔侍者偷看并记住了密码,趁他们大快朵颐之际,拿走了信用卡……他们发现,在信用卡遗失45分钟后,已被人提走了第一笔款。于是,这两位国际刑警跑到了里昂警察局报案。受理报案的胖警察认真做了笔录，却丝毫没有出警的意思。
他们急了,正欲发作,胖警察笑着示意:别急!只见他拿起电话,证实的确有一个亚裔侍者,便让老板将店里的录像封存,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左芷津和那位外国同事要求派人去麦当劳抓人,胖警察仍是笑着摇了摇头,告诉他们:别急!然后慢条斯理地在那张报案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大名,递给他们说:好了!只需将这笔录交给银行,下个月就会从银行得到全额赔偿。
经过一段观察和了解,左芷津总算是弄明白了胖警察的用意。首先,对报案者来说,丢了信用卡,被人盗用了一笔款子,最重要的是一分不差地挽回损失。
其次是盗信用卡者,他盗用了两千欧元即罢手,知道花多了警察就会来找麻烦。显然,他缺钱,但好歹有一份工作,不算赤贫,若因这两千欧元被炒了鱿鱼,甚至蹲大狱,放出来无人雇用,就可能会去偷或抢,犯罪行为就会升级,社会矛盾自然加剧。
对胖警察来说,知道报案者受了损失,但损失不算太大,不必去抓人。抓人要动用警力,抓回来要组织人力审讯,审完得进入司法程序,要起诉、开庭、雇律师辩护,接着是判刑、关押,管他吃住穿,一系列司法程序带来不小社会成本……然而，胖警察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四两拨千斤,把问题解决了。
就银行方面而言,因为有保险公司,一旦出事就可索赔；虽说保险公司赔了钱,但他们赢得了信誉,保单会接踵而至……
这种处理方式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行窃者,却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置轻微犯罪的大问题。左芷津也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和谐社会需要宽容,但宽容到何种程度,更是大有学问。
花祭遇难同胞
那次海难,惊动了世界。21个中国偷渡者在英国莫克姆湾海滩捡拾鸟蛤时因突然涨潮而遇难,中国派出以左芷津为团长的警方代表团赶赴英国,协助英国警方认定遇难者身份并处理善后工作。行前,左芷津已将遇难者身份核实的相关资料输入电脑。抵达英国后,他很快就完成了工作,英国警方颇为吃惊。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勘察结束之际,这位左警官悄然跑到花店买了一大捧鲜花,踏着刚刚退潮的海浪,庄重地将鲜花投入大海,向这些一心想摆脱贫困、偷渡海外捞金而不得却意外丧生的同胞,表示哀悼……花祭行动被海外媒体广为传扬,认为是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具体表现。
休谟说过，在帮助不幸者时,在安慰忧伤者时,在教育堕落者时,在中止残酷的命运或无情的人们对善行与德行的侮辱行为时,能得到多么大的满足啊!这,也许正适于左芷津此刻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