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第一次和老狼见面，看到老狼领着一个漂亮姑娘走了过来。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老狼身边还是当初那个姑娘。
“老狼”是她给我命名的
说起我们的恋爱，正如潘茜最喜欢的那句歌词一样：“久违的事，想起来总是甜的。”
我和潘茜是北京八中的校友，她是我的学妹。我认识她是在1986年，那时，她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北京八中的校歌就是她作曲的。
追她的男生很多，我是其中一个。为了吸引她的眼球，我苦练吉他，为的是在学校的艺术节上挣挣表现。结果，那天演出时，台下根本没她的影子。我记得我失落得都没有给观众敬礼就匆匆跑回了后台，却在那儿意外邂逅了潘茜。
老狼和妻子潘茜。
当时，她正冲着我微笑呢。虽然我生性腼腆，可还是红着脸对她伸出手去：“我叫王阳，咱们能交个朋友吗？”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潘茜居然对我说：“我知道你叫王阳。”我们俩彼此心存好感，在一种朦胧的情愫中开始了我们的初恋。
潘茜的父母都是军人，所以她个性很要强，品学兼优。而我由于生活在母亲所在的艺术团的家属区里，生性比较懒散。但是性格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反而让我们彼此因为互补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
大学时代的我们，学校的距离正好是北京的一个大对角。我每个周末都去她的学校看她，在校园里练吉他、唱歌给她听。潘茜是我音乐路上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的每一首作品她都能给出很好的意见。她一直觉得我很适合做校园歌手，而我那时一门心思地想做摇滚。但是最后，我还是为爱妥协，听从了她的意见。
那时候，我最喜欢吼的就是齐秦的那首《狼》。直到有一天，潘茜在听了我无数次地吼过《狼》之后，对我无奈地说：“我看你以后不要叫王阳了，就叫老狼吧。”没有多少人知道，老狼这个艺名是我心爱的恋人命名的。
东半球和西半球的爱情
大学时代很快就过去，爱情的考验来了。
潘茜赴美登机的当天，一向腼腆的我手拨心爱的吉他，在机场大声而深情地唱起了《别哭，我最爱的人》。我在旋律中泣不成声，同样泪如雨下的潘茜，一边听我唱，一边轻吻着我，对我说：“虽然，在我们身上很难找出共同点，但只要我们相爱，就总会有相聚的那一天。”
从此，我们爱情之间的距离，变成了东半球和西半球。
潘茜走后，我一直记着她那句“你会火”的预言。没想到，它成真了。没多久，高晓松创作的《同桌的你》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被我唱得红遍了全国。那年春节，我还被邀请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特意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潘茜一定要收看。我站在央视舞台演唱《同桌的你》时，仿佛看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潘茜。
下了节目，我一个人开车赶着回家吃饺子，在街边看到一对情侣在寒风中相互依偎、取暖。那一刻我又想到了远在美国孤身一人的潘茜，心中一阵酸楚。想着她一个人在那边孤身奋斗，没有亲人没有爱人……那晚，在新年钟声敲响时，我接到了潘茜的电话：“我好想你……”我的心一下子疼得受不了。
于是，我买了最快赴美的飞机票。当潘茜见到分别近两年的我风尘仆仆地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激动地一把抱住了我。我们默默无语地拥抱了两分钟，千言万语在空气中流转。
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大小差异
潘茜在美国一口气拿了三个硕士学位，并在硅谷谋得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想这就是我与潘茜的不同，她是会为自己锦上添花的人，而我是个激流勇退的人，在校园民谣最火时，我从娱乐圈淡出，开始了背包旅行。
那次去西藏，雪域的美好风光，让我很失落。打电话给千里之外的潘茜：“西藏比我们想象中的美，可你却不能和我一起来。”潘茜一阵沉默，我固执地认为她不愿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而为我回国。那段时间，我任性地关掉了手机。半个月以后，当我发现已联系不上潘茜时，我一边着急地打电话让朋友帮忙联系，一边心急如焚地买了飞回北京的机票。
在首都机场，我没有看到说要来接我的高晓松，而是见到了带着一脸灿烂微笑的潘茜。当时，我整个人都幸福得要傻掉了。潘茜扑到我的怀里说：“我想好了，有爱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一生最好的归宿！我回来了，为了你再不走了。”
潘茜的意外归国，让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幸福。2000年新年时，在人潮涌动、迎接钟声敲响的街头，我冲潘茜喊道：“嫁给我吧！”当时周围一片喜庆，潘茜不由得心头一动，但最终没答应。她在美国做互联网行业的CEO，回国时却赶上国内互联网行业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很诚恳地和我商量，等她事业稍微稳定时再结婚。
我坚信我们的婚期不会太远，但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这些年的各自为营，从生活细节到审美观点，我们都有了差异。比如刚回国那几天，我们因为房间里那盏被明黄硬纸罩住的灯吵架。我觉得黄色是温暖的色彩，而潘茜觉得那是生硬、强烈的广告色。当那盏灯最终被摘下时，我俩都笑了，我们差一点因为一个灯罩而毁了多年的爱情，多么得不偿失。
那之后，我们抱着“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大小差异”的决心，开始了有关各种生活偏好的磨合。
等待是我们的特色恋爱方式
后来，我参加了凤凰卫视《走进非洲》的拍摄。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机场，摄制组打算搭班机到沙漠中的一个小镇。在候机厅，我拿了一包饼干，与一名抱小男孩的父亲挨坐着。小男孩轻拽我的衣角伸手要饼干吃，我就把饼干全送给了他。当广播通知登机时，小男孩及其父亲离开了。
原本我们也要搭那班飞机，可有位同行人员迟迟未到。我们在抱怨中等来了同伴，开始登下一班机时，刚刚升空的前一班飞机突然喷出一团火焰在远处坠落，发出惊人的巨响，腾起漫天浓烟。天啦！那个小男孩！我终于意识到生与死的距离如此近。
晚上，因为死里逃生，摄制组的气氛很怪，大伙在一处巨石堆旁露营。我看着满天星斗，一夜无眠。天际渐白，我拿起电话，潘茜的声音让我忽然觉得心里很温暖，瞬间将留在我心中的恐惧抽离。
我给潘茜讲了吃饼干小男孩的故事，然后对她说：“我们结婚吧！”潘茜只回答了一个字：“好！”那时，她已是一家著名门户网站的市场总监。
结婚首先得有个“窝”。
从非洲回国后，我就开始在北京四处看房。当我在购房合同上签字的一刹那，潘茜说她有一点于心不忍。她说：“你这样一个天性自由、高兴起来一脸孩子神情的人，从这一天起，就要真正地安下心来，要对一个叫做‘家’的东西负责任，而你那抬脚云南转身西班牙的梦想，从此就要告别了……”
2004年秋天，结束了18年的爱情长跑，我与潘茜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生活让我觉得很踏实。我们的工作性质差异很大，但会因为爱对方而作出让步。
现在，即使我再愿意懒床，每天早上都会为朝九晚五上班的潘茜准备好牛奶和三明治。潘茜说，看着我扎着围裙的样子，她觉得很幸福。而她即使工作再忙，也会为我每年都休假一段日子，陪我过过散漫的生活。比如2006年的世界杯，她陪我去德国看了一个月的球。
潘茜一直觉得我为她做得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专门为她写了一首歌叫《等待》。的确，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漫长的20年，从机场到远方，千里迢迢的等待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