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了当年的《民国日报》上。胡适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欣赏周汝昌独到而大胆的观点，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与他的观点做了探讨。
周汝昌接到胡适的这封信后，年轻气盛的他很不服气，立刻动手写了封回信予以反驳，很快胡适又回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在书信中开始了观点的碰撞，并且成为了无话不“写”的忘年交。
随着交往的深入，周汝昌得知胡适收藏有甲戌本的《红楼梦》，于是就冒昧地向对方提出想要借阅的要求，原想着胡适肯定舍不得把如此珍贵的书借给一个名不见经传且从未见过面的年轻人，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天的时间，胡适就托人给他捎来这本甲戌本的《红楼梦》，在包着这本书的旧报纸上，胡适用毛笔在上面工整地写着：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收。
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周汝昌的心里顿时感动至极。且不说此书的珍贵，也不说两个人素未谋面，单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能够用“先生”这样尊贵的字眼称呼一名年轻学子，这足以让人敬佩。
借给人书本身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胡适却能够让人从中感受到对人的无以复加的尊重，这应该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