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来自尘埃
记得5年前的毕业前夕，我刚从台湾旅行回来不久，心如蔚蓝的大海那样明亮，寂静又不乏涟漪。
收拾好公寓里的行装，拖着足足70斤的行李准备从香港回内地。室友来机场为我送行时带来一个饭盒，里面装着她做好的饭菜，说猜到我肯定什么都没吃。我们坐在机场的快餐店里，她坐在我对面，看着我打开餐盒低头吃饭。也许是心里有些许的迟疑和羞涩，我默默吃饭，把脸埋在垂下的头发里。她伸手过来，轻轻将我的头发别到耳后去。这个细节我极为难忘，仿佛旧电影里面的镜头一样，怜悯而温柔。很多年没有被人这样对待了，于是心中某一块壁垒无声地塌方，从此那处缺口变得柔软。
想起之前我们在狭小的公寓里喝梅子酒，彻夜长谈直到天亮，而今天之后，我们谁都不知道还能否重逢，所以有那么多无法说清的况味掩藏在笑颜背后。
那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年，接下来是一个热闹的夏天，我做了一些选择，去了一些地方，离开却又迎来一些人。写完了《尘曲》，出版之后做全国巡回签售，累或者其他考验皆不算什么，我获得过的，是所有读者真诚而温暖的注目、祝福。在现场，面对那些澄澈的眼睛说着一些话，我好几次忍不住眼眶一热就哽咽起来。在见识过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脆弱和冷漠之后，对于素不相识的我们，仅仅通过一些文字，便建立这样不计得失的牵挂和热爱，怎能不令人感动？
也许是一段高潮过去之后总有低谷，之后的大半年，我过得都不怎么样，也不能说什么糟糕透顶，毕竟那离真正的人间痛苦还远。连续的无所事事，迷茫，焦虑，一时间仿佛什么都看不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段迷茫期，或许称之为“人生的雾月”更有诗意。生活给了我一些应接不暇的真相，但我不再有能力把它们倾诉出来。话越来越少，这应该是好事，是长大的一种迹象，一种表达欲的退化。所以再一次地，想起从前年少时，怎会有那样多的话可说？学校生活那样枯燥，怎会有那样多的东西来写？我已经想不通了。
但我始终不觉得“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有什么可耻的，一切只是不到那个时候罢了。那些刚刚立春的生命，本来就没有经历过人生的大暑与霜降，等走过了，自然会道“天凉好个秋”。
与文字暂别，我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像最普通的毕业生一样为了每月2000元钱的工资奔波，挤早班车，下晚班，被使唤来使唤去。第一个任务是办一张教授的出国考察审批表。表格只有一张纸，上面是基本情况和七个空白方框，我得找七个处的领导签齐七个名字，再分别找他们隔壁的办事员盖齐七个章，然后再交给别的部门，像一个世博会上搜集印章的游戏。花了一天终于盖完了所有的章，我觉得我把未来五年的“您好”“请问”和“谢谢”都提前说完了。
暂别文字的那一年，像告别了恋人一样，时常想念它。可能是因为七年之痒，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勇气足够相信它，或者说相信我自己能拿它托以终生——尽管那是我的愿望。
暂别不会是永远。我之所以工作，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也不想让写作成为我的“工作”，当写作成为工作，甚至成为生计，那几乎会亵渎了它吧。如果既不为了挽留他人的遗忘而写作，又告别了出卖自己的伤处换取文字的时年，那就去接接地气吧，扑进现实的尘埃里，炼一颗丹心。太多事情，总要试试才知道是什么滋味。情愿低到尘埃里去，是为了开出花来。
又到栀子花盛开的时节了。那是我最喜欢的花儿。母亲在楼顶花园种的栀子在每个清晨盛放出湿漉漉的花蕾，她摘回一小札拿回家里，满屋都是清香。
它也是来自尘埃的。
